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及其初步飞跃

[摘要] 19世纪末以降，马克思之学说通过若干途径在中国传播开来。对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起点为何时这一问题，学术界莫衷一是。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支撑要件分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则更合乎史实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共集体智慧结晶之逻辑。一大以后，因革命实践所需，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至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初步飞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 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掌握了这一理论的先进的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改造中国的实践并形成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理论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四个支撑要件：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三是主体和客体的联系纽带;四是前三者相互作用的成果。中共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无可置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重任的担当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客体，也就是中国化要“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连接二者的纽带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共九十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相应产生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两次“历史性飞跃”由若干个小的飞跃聚合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中共一大启程，到二大则实现了自身的初步飞跃。

　　一、中共一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观点，如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之时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之时说、中共二大召开之时说、开辟井冈山道路之时说、遵义会议召开之时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说等。上述诸多“起点”界定自有一定道理，但也具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四个支撑要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之逻辑角度考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起点当属中共一大。

　　(一)中共一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客体”两要件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功绩是宣告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举起的第一面旗帜，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和主体举什么旗也即客体的问题。如胡锦涛所言，“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1]这种“先进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至少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客体”两要件，尽管四要件尚未齐备，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字蕴含的是一个动态过程，该过程因时间和实践的无限性而具有了不会终结之特点，故中共一大可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2]之论断，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共成立之日便是中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起点。刘少奇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1]。尔后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还讲到“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3-2]。刘少奇的这些话实际上也认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刘少奇这篇报告高度突出了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强调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3-3]上，但也强调了毛泽东思想还表现在“党的许多文献上”[3-3]，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单单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其内还有他人的理论贡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如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表达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只是中共成立以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代表[4]。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内高层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的重要文件，是将1921年中共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起点的。

　　(二)对其他“起点”说的质疑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起点的其他说，是值得商榷的。

　　中共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已通过若干途径在中国传播开来。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开始了。马克思之名及其学说最初由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引介到中国来，引介者们并非意图用马克思之学说来改造中国，他们也没有将马克思学说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

　　李大钊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体现了李大钊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深刻理解和热情宣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重要篇章，“是学术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比较完备的意义上开始在中国科学传播的真正开端”[5]。该文及李大钊其后至中共成立前的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言与文之思想火花，和中共成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人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关系之言与文一道，为中共成立之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航做了重要铺垫准备。

　　中共二大的最重要贡献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一个硕果，但这一硕果事实上在二大召开之前的理论准备中已经开始生长。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35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其后中国革命渐转危为安。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被美国学者施拉姆称为意在委婉地“去苏联化”的“毛泽东在 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概念[7]。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井冈山道路被实践证明了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遵义会议为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但无论把此三点中哪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开端，都有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这一党内共识，都忽略了这三个“点”之前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都有割裂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之嫌。毛泽东思想之概念最初于1943年由王稼祥提出并逐步为党内广泛接受，至1945年中共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萌芽、发展、成熟和继续丰富的过程。就如同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始于1943年“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之时一样，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其形成的某一先决条件产生或其概念的提出。

　　二、中共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

　　中共一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一大”只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担当者问题和举什么旗的问题，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未很好地解决，因此乏陈两者结合的新的理论升华。而中共二大结合中共在民主革命中拟实现目标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之长远目标，既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又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一步创造条件。中共二大以宣言的形式将此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成果上升为党的纲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

　　(一)中共于成立后至二大前的理论探索

　　革命斗争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践的发展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机遇。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实际斗争，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深化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这一时期中共理论探索贡献最大者，当属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1921年8月，陈独秀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阐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8-1]，“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8-1]。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1922年5月5日，陈独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研究马克思之学说，“不能只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8-2]。

　　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和应联合的对象。1921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5号发文指出，要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蹂躏，须有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并取得成功[8-3]。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指出解决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8-4]。至此，陈独秀的视野中中国革命的目标已经指向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反帝、反封建。

　　鉴于中国目前遭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新认识，由陈独秀1922年6月15日起草并于两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集中共成立后至二大前夕中共早期领导人理论探索之大成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根据中国实际，无产阶级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该《主张》分析认为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真的民主派，提出要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9]。该文献及前述《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是陈独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尝试和探索，标志着陈独秀的思想实现了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由排斥国民党到决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战略转变。《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基本上完成了召开中共二大的理论准备。

　　(二)中共二大对一大的若干超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中共二大在诸多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为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表现在：

　　第一，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党对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中共一大未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纲领和政策，企图循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则阐明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手段展示的革命推动力、“分两步走”先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再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目标。

　　第二，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标志着党初步形成了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列宁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断言：“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10]一大时，囿于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不甚了解及对中国社会状况、革命基本问题达不成正确的共识，中共尚不具备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故一大决议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而中共二大提出“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1]的策略主张。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证明了“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第三，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从政治、理论和组织上为党的完备建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未拟定一个独立的党章。中共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制定了一个对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与活动、入党条件和手续、组织原则和纪律等都有具体明确规定的较全面的党章，为党早期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党章成为党的建设的一块基石。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1-7-02，(01).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5.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1]，334[-2]，335[-3].

　　[4]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

　　[5] 李 吉，何世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J].长沙：求索，1988：(5).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7] 贾建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N].北京：学习时报，2013-03-18，(03).

　　[8] 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中[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57[-1]，178[-2]，162[-3]，188[-4].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7-98.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4.

　　[11] 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一册[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161.